√天脉-雯雯 LV
发表于 2025-4-22 15:36:05
在汉语中,如果说“书掉到了地板上”,这个句子是成立的,但这个句子没有提供任何能够告诉听者“说话者本人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个情况”的信息。考察英语“The book fell on the floor”也是如此,听者单凭这一句话,不知道说话者是亲历者还是从别人那里听说来的。
但在一些语言中,这种区别被直接编码在动词短语内部,因此人们说话时必须在表示自己是否是目击者的形式之间进行选择。因为这类语言表达涉及一种证据类型,所以这类语法系统也被称为Evidentiality(不清楚怎么翻译好,大概是“言据性”或者“实据性”这样)。
例如,在澳大利亚有一种叫做Ngiyambaa的语言就会对此进行区分:ngindu gara garambiyi
ngindu dhan garambiyi 两句话都是“你病了”的意思,但第一句话表示的是亲历性的,即“可以看出来你病了”,而第二句话表示的是传闻性的,即“听说你病了”。
又如,在巴西和哥伦比亚境内有一种叫做Tuyuca的语言,对这一特点的区分更加细致:
Visual: diiga ape-wi(我看见他踢足球了)
Non-visual: diiga ape-ti(我听到了他和足球的声音,但我没看见)
Apparent: diiga ape-yi(我见证了他踢过足球的明显证据——例如他在换衣室里的衣服——但是我没看见他踢)
Secondhand: diiga ape-yigi(我从别人那里获取了他踢足球的消息)
Assumed: diiga ape-hiyi(假设他踢足球了——这件事是合理的)
这些句子的基本翻译都是“他踢足球了”,除此之外每句话都有额外倾向的意思,重要的是,如果不表达这些倾向中的任意一种,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合式的句子。实际上,说话者必须始终回答一个问题:“你的陈述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
这种言据性系统需要接触这种语言的其他母语者适应,因为这类语言表达事实的方式与许多语言截然不同。澳洲语言类型学方面大牛Dixon说过:Wouldn’t it be wonderful if there was obligatory specification of evidence in English? Think how much easier the job of a policeman would be. And how it would make politicians be mor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the national budget. 考虑到我的翻译很蹩脚,这里还是先放上原话,后面是大概意思:“如果有强制性的英文证据规范,想到这会在多大程度上使警察的工作更容易,以及这如何会让政客们对于国家预算更诚实,那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这种言据性在一种或者一组语言中发展,而在其他语言中不存在?尽管目前仍旧无法回答,但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这类语言的存在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带来了挑战,为动词短语在人类句子中运转的可能性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也激发了更广阔的想象:在我们有机会记录之前,会不会有很多特殊的语言已经消亡?
<hr/>感谢大家的关注,讨论以及建议,当时就是看书看到这个很好玩就写了这个哈哈哈,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看。但是想到或许会有人还感兴趣,这里再多写点(大部分只是搬运工作,而且可能只是挑拣着搬运......),我也是个刚入门的小白,如果哪里说得不太对还请及时指正。
关于evidentials的翻译问题我又查了查,说法很多,有的说是“言据性”、有的说是“据实性成分”、有的说是“据素标记”,但我个人学力有限实在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好,还请各位前辈指正,这里就先暂时搁置吧,如果日后确定了再回来统一一下,下文出现类似的词都是指这个意思。
下面主要是讨论的是言据性语言内部的语义区别:
语言中的证据标记表示的是说话者陈述的信息来源或者说凭证。这种标记一般指的是语法化了的据素标记,也就是说排除了那些通过副词(比如reportedly)以及从句或者其他结构(比如“It is said that John is ill”)表达证据类型的语言,不过通过助词、介词的方式是可以算在内的。此外,还要区分仅用于陈述证据的据素标记和表示说话人对陈述的信任程度的认知情态动词,虽然认知情态动词有可能发展成据素标记,但这并不常见。
一般而言,这种凭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直接据素,一种是间接据素。
当说话人对于陈述内容有感官证据时,适用直接据素(direct evidentials),通常这种直接据素标记表达的是视觉方面的证据(visual evidence),即“看见了”。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语言Fasu中的环缀就表达了这种视觉证据:a-pe-re
VIS-come-VIS
[I see] it coming. 其他感官信息也可以用类似方法表达。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的Koasati可以表示听觉方面的证据(auditory evidential),比如听到了烧焦肉的声音可以说:nipó-k aksóhka-ha
meat-SUBJ char-AUD
It sounds like the meat is charring. 其他感官很少单独通过据素标记表达,通常会与听觉证据相结合,形成非视觉感官证据标记。在上文提及的语言Tuyuca中就有这种用法,而且据素标记还同时表示时态(过去和现在,但没有将来)、人称等其他含义。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类语言是有一种通用性的直接据素,能够涵盖各种感官证据,虽然一般还是多用于表达“看见”这种视觉性的含义。
当说话者没有目击或者亲感所陈述的事情时,适用间接据素(indirect evidentials),这也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
一种是推理据素(inferential evidentials),也就是表示说话者根据他知道的东西推理所得到的结论。比如在蒙古的语言Khalkha中:ter irsen biz
he come INFER
He must have come. 另一种是引用据素(quotatives/reportatives/hearsay/second-hand evidentials),也就是说话者所说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比如东高加索的语言Lezgian:Qe sobranie že-da-lda.
today meeting be-FUT-QUOT
They say that there will be a meeting today. 与直接据素一样,这两种类型的间接据素往往被归为一种更一般的形式。例如,在荷兰语中,动词moeten(“必须”)可用于表示未指明的间接证据:Het moet een goede film zijn.
It seems to be a good movie.(I have no direct evidence) 不同于荷兰语里的moeten,英语的must没有这种言据性。
许多语言还在过去时态中区分直接目击与间接得知的情况,比如格鲁吉亚语、土耳其语等等。以土耳其语为例:Ahmet gel-di.
Ahmet come-PST.DIR.EVD
Ahmet came.(witnessed by the speaker) Ahmet gel-miş
Ahmet come-PST.INDIR.EVD
Ahmet came.(unwitnessed by the speaker) 由于据素标记用于描述说话人参与事件的情况,因此它们往往出现在现实语境中,尤其是在过去时态中,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但是据素标记确实可以出现在不真实的语境中,比如疑问句或者将来时态。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77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言据性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很常见,在每一个大陆上都可以找到它们,但可以划出一些非常清晰的地域模式:(1)非洲几乎完全没有言据性语言;(2) 只有间接据素的语言在欧洲较为常见;(3)具有直接和间接据素的语言似乎集中在美国西部、亚马逊西部地区、高加索地区、喜马拉雅地区和邻近地区,但它们绝不局限于这些地区;(4) 美洲的语言很可能至少有间接据素标记;(5)太平洋地区(包括新几内亚)的语言,略倾向于没有据素标记。
最明显的是,在这幅地图调查的样本语言中,除了Afrikaans,Lega,Beja,非洲几乎完全没有言据性语言。欧洲使用间接据素的语言大多是日耳曼语(不包括英语)。除了法语(可能是因为受到日耳曼语的影响),罗曼语族似乎没有言据性。保加利亚语、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中出现的据素标记可能是由于土耳其语的影响。在亚洲,有两个言据系统高度集中的地区:高加索地区和喜马拉雅地区。在高加索地区的语言中,尤其是卡尔特维尔语族中,言据系统十分常见。在南亚次大陆,印度雅利安语族一般缺乏言据性,除了那些与藏缅语或伊朗语有过接触的语言。在次大陆南部,德拉维达语系拥有言据性。藏缅语族有丰富的言据性,尽管这种现象似乎在藏语系中比在其他地方更为频繁。孟-高棉语族似乎没有言据性。在太平洋地区,波利尼西亚或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地区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发现言据性,但在其他地方偶尔有记录。言据性在美洲很普遍。在北美,最大的言据系统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波莫语族)和西南部(在西部阿帕奇语和乌托-阿兹特坎语族中,但也在基奥瓦-塔诺语中)找到。然而,言据性语言几乎出现在美洲的每一个语系中。在南美洲,最大的言据系统出现在巴西西部的瓦佩斯河地区和邻近地区。
世纪之交的言据性研究集中于言据性与其他范畴的相互作用,如认知情态(Palmer 1986,de Haan 1999),时态和指示语(Floyd 1999,de Haan 2001)。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鉴于言据性在语言之间传播的便利性,它作为一种可能的地域特征的作用(参见Haarmann 1970年,Johanson和Utas 2000年的论文,以及Aikhenvald和Dixon 1998年的论文)。对言据性跨语言研究的进一步贡献可以参考Guentchéva 1996、Aikhenvald and Dixon 2003和Aikhenvald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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