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一次用民间大商人搞组织重构还是汉武帝任用桑弘羊。
汉武帝的政府组织重构术，是个大学问。即通过扩充汉武帝身边的私人秘书班子和编外顾问班子，逐渐在原有建制之外，另建一套组织架构。然后通过提高新组织架构的使用频率，逐渐让旧有的组织架构减负，以至于最后赋闲，最后权力架空。
例如汉武帝夺丞相府权力。首先是一定要保留丞相府这个机构岗位。并将此作为报答给窦氏王氏外戚政治盟友的自留地。与此同时扩充私人秘书“郎官”。扩招各种陪读“侍郎”。然后让这些自己信得过捏的住把得牢的的侍郎和侍中，成立皇帝文件的起草班子，起草并对外发布皇帝个人名义的文件。
初看起来，皇帝并未做什么出格的事，只不过多了几个代劳写信的秘书而已。这些皇帝个人名义发的文件按流程都要交与丞相府，由丞相府逐一反馈。丞相府的权力并未被直接裁撤。只不过是加强了皇帝和丞相的书信往来，和沟通频率。
可渐渐的，丞相发现，皇帝发来的文件，自己有点应付不过来了。以前是皇帝亲自动笔，撑死，一天写十个信，过问一百个问题。现在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每天疯狂来信，以皇帝名义过问国家大小数千件事情。这些事情既然是以皇帝名义过问，则按照规矩，丞相必须要有问必答。比如盐铁专营的事，你怎么看呐？之前讨论的朔方养马政策，执行到哪一步啦？我突然觉得今年祥瑞颇多咱俩讨论一下是否改年号啊？
与皇帝无限制扩招侍郎秘书不同，丞相府编制是有限的。比如，皇帝那边文件起草能力是一天一千个，丞相这边文件起草能力全功率运转一天一百个。如此，丞相府光答复文件，就把人力资源耗光了，还要经常落下反馈不及时的批评责骂。
丞相要想不累死，怎么办？那就是对于所有文件，尽量不添加自己意见，统一答复：已阅照办。或者“遵照执行”即可。又或者，按照既有规矩办：“如律令”。你就是加急文件要我及时反馈我也是统统“急急如律令”照章办理。
如此，本来是皇帝与丞相二人共同商议，讨论国家大事的模式，变成了：皇帝发号施令，丞相不答复（文件量太大没能力一一答复）全部照您的意思办就得了。丞相这个岗位于是逐渐变成了一个政策落实岗位，而退出了政策制定岗位。
那政策制定岗位到哪去了呢？那不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来制定了，就是尚书令，尚书郎这些文件起草岗位来做了。于是汉武帝成功发明了侍中侍郎和皇帝讨论，尚书令发文，丞相照文件办理。的新政府运转模式。原本帝国二把手丞相由此退出了汉帝国决策圈。
所以我们就明白，汉武帝针对封国发明的推恩令，其实践源头来自哪里了。人不可能凭空发明一个从未实验测试过的理论而直接在国家层面执行。只能是先有试探，一边实践，通过实践结果反馈修正完善指导思想形成理论，根据理论创新制度，然后全面复制推广制度。
所以郎官制，侍中尚书制，推恩令，以及后续的举孝廉（这个制度一开始是叫各地方推荐郎官给皇帝当秘书去）同出一源。这些汉武帝朝的新制度，来源其实就是汉武帝为了重构整个汉帝国的政府体系。包括启用经济顾问桑弘羊当大司农，搞盐铁国营经济体制改革，都是顺着这个组织架构重构术而延生出来的帝国经济管理拓展包。
后世的朱棣也学过这套思路，搞出了一个内阁。但是朱棣学这个学得只是点皮毛，另外也是由于他老爹朱元璋治国力道太猛，明面上咔嚓了相权。而不是汉武帝那样温水煮青蛙隐性替换。
明与汉的集权不同之处恰在于，汉的集权过程中主动意识到要把旧有的建制机构保留，作为新架构的“熵增垃圾桶”。我们知道一个生命要诞生，其要对周围环境释放大量的熵，才能让自己变得有序。如果没地方释放这种熵，那系统自身的有序度就无法高效构建。说白了，你改革之前得先找个背锅的，改革过程中的乱像甩给这个背锅侠，改革取得的红利来自你这个改革家。回头改革的新政取代背锅的旧政，自是顺应时事，民心所向。
大明提前噶了平章事。没了锅。那么后续内阁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锅要自己被。如此，中央集权的过程毁誉参半。而不如汉武帝推恩令传为后世美谈。
特朗普现在的目的就是发动政府内部清洗。就看他们美国智慧是大明等级还是汉武帝等级的了。要是苏联斯大林等级，那就等着嗝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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